2025年7月4日凌晨4点52分，浙江G15沈海高速上，一辆刚购买十几天的新车因驾驶人张某过度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功能，在施工改道路段径直撞向水马。这起看似普通的事故，却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当下智能驾驶技术普及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——将”辅助”等同于”自动”。当科技的光环笼罩驾驶行为，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：人类驾驶员与智能系统之间的责任边界究竟在哪里？

事故发生在施工路段，这是一个典型的非常规驾驶环境。水马作为临时交通设施，其摆放位置、形状特征可能并不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标准识别数据库中。更关键的是，张某作为新车购买仅十几天的驾驶员，首次上高速就选择在凌晨通宵赶路后开启辅助驾驶功能，这种行为本身就暴露出对技术局限性的严重认知不足。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再先进，也并非全知全能；它可能在高速公路正常车流中表现出色，却可能在施工改道这种特殊场景下”失明”。这起事故不是技术故障，而是人类对技术过度信任导致的判断失误。

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的营销话术往往强调其便捷性，却常常弱化其”辅助”本质。当前市场上的主流辅助驾驶系统，无论是特斯拉的Autopilot、蔚来的NOP，还是其他品牌类似功能，都明确标明需要驾驶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。然而在消费端，这些警示信息往往被选择性忽视。张某的案例极具代表性——他觉得系统”还挺好用”，于是在疲劳状态下放松警惕。这种心理状态在智能汽车用户中相当普遍：当系统多次成功辅助驾驶后，驾驶员容易产生”系统比自己更可靠”的错觉，逐步跨越安全边界，将脚从油门/刹车踏板上移开，注意力从道路上转移。

从技术角度看，现有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确实存在明显局限。大多数系统依赖摄像头、雷达等传感器和预设算法，对非常规物体（如临时摆放的水马）的识别能力有限；它们擅长处理标准化的交通场景，却在施工改道、突发事件等非结构化环境中表现脆弱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系统缺乏人类驾驶员的综合判断能力——无法根据路况变化灵活调整策略，不能理解交通参与者的意图，更不具备紧急情况下的价值排序决策能力（如撞水马保护乘客还是急转方向可能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）。张某的车辆未能识别水马，本质上反映了当前技术在这些方面的不足。

这起事故为我们敲响了关于”人机共驾”责任的警钟。智能辅助驾驶的正确使用方式应当是”驾驶员主导，系统辅助”，而非相反。驾驶员必须始终保持对车辆的控制权和对路况的监控，随时准备接管。然而现实中，许多驾驶员将辅助驾驶系统视为”电子保姆”，甚至发展出”人在车里但完全托管”的危险驾驶模式。浙江高速交警的提醒切中要害：理性看待技术局限，不能盲目依赖；尤其要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，确保能够即时接管车辆。这些看似基本的常识，在技术光环的掩盖下，却成了许多驾驶员忽视的安全红线。
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这起事故反映了智能汽车时代驾驶员技能退化的隐忧。随着辅助驾驶功能日益强大，许多驾驶员主动或被动地减少了驾驶训练和经验积累。当系统正常工作时，这种依赖或许不会立即显现问题；但一旦遇到系统无法处理的边缘场景（如突发施工、极端天气、异物障碍等），缺乏基本驾驶技能和应急反应能力的驾驶员将面临极大风险。张某在凌晨通宵赶路后依赖辅助驾驶，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双重风险之中——既因疲劳而反应迟钝，又因过度信任技术而放松警惕。

智能驾驶技术的健康发展，需要建立在对技术边界的清醒认知之上。汽车制造商在宣传辅助驾驶功能时，应当更加突出”辅助”属性，明确告知系统局限性和驾驶员责任，而非过度强调便利性。监管部门需要完善相关法规，规范智能驾驶功能的宣传方式和使用条件。对驾驶员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技术使用观念——将辅助驾驶视为提升驾驶安全性和舒适性的工具，而非替代自身驾驶责任的解决方案。

回看这起水马撞击事故，其教训远超出一起普通交通事故的范畴。在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，我们既要拥抱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，又要保持对技术局限性的清醒认知。智能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，更不是”无人驾驶”；它需要人类驾驶员的监督、干预和最终责任承担。张某的幸运在于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，但这个教训对所有智能汽车用户都具有重要警示意义：在驾驶座上，人类始终是最后的责任主体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将生命安全完全托付给机器。

当科技不断重新定义”驾驶”的含义时，我们或许需要回归一个基本事实：无论技术如何发展，安全驾驶的核心始终是人类的责任意识与风险判断能力。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让我们更依赖机器，而是帮助我们成为更负责任、更安全的驾驶员。这起浙江高速上的水马撞击事故，应当成为所有智能汽车用户重新思考人机关系的一课——在通向完全自动驾驶的未来道路上，我们首先需要学会的是如何正确地与今天的辅助技术共处。